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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李跃忠的一言堂

 
 
 

日志

 
 

论佛教与中国影戏的形成、生存与发展  

2008-11-16 09:40:15|  分类: 贻笑大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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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2008年第4期

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要:佛教对中国影戏的形成、生存、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少地区流传的“观音传说”,敬奉观音的习俗,昭示了影戏的起源、形成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佛经、佛教故事为影戏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蓝本;佛教教义、信仰观念对影戏的创作、演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音乐对影戏音乐也有着重要影响;佛教仪式、庆典活动为影戏提供了大量的演出市场,促进了影戏的繁荣。

关键词:佛教;影戏;影戏的形成;影戏的生存;影戏的发展

 

印度佛教大约在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了中国,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取得了和儒家、道教鼎足而立的地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举凡汉以后的哲学、宗教、思想、艺术等莫不有着佛教的影子,如其对中国影戏形成、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是重要一例。

对于影戏和佛教的关系,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佟晶心在《探论“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歌谣》1937年第2卷第37期)一文中认为影戏深受宝卷的影响,并解释滦州影戏之剧本“影卷”之“卷”为宝卷之意。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滦州影戏》(《文学》1934年第二卷)一文中也很重视变文、宝卷与影戏的密切关系。而孙楷第则就“变相”对影戏的形成作了一段推论,尽管其中颇多臆测,但亦有不少合理成份,他说“影戏之始,若溯其源,则唐五代时,似已有类似影戏之事”,以为“说话与影戏,仅讲时雕像有无之异,其源出于俗讲则一也”。[i]

当然,迄今对于佛教和影戏发展之关系研究最为深入的,当推中山大学康保成先生。他在《佛教与中国皮影戏的发展》(《文艺研究》20035)一文中指出:

 

巫术中的招魂术是我国影戏的远源,而印度佛教“以影说法”是影戏的近缘,此类“神迹”和伎艺从不同的途径传入我国。隋时宋子贤以影像说佛是我国影戏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唐时期,佛教僧人以光影演出变相,同时元宵节提供了影戏上演的重要场合,我国的皮影戏宣告成熟。宋代影戏多演世俗故事,佛教因素不浓,但明清乃至现在仍流行的影戏,仍表现出与佛教形影相随的密切关系。

 

此外,他还从“影戏戏神为观音菩萨”、“演出剧目多为佛教内容”、“演出场所多在寺庙”、“演出场合多与作佛事有关”、“唱腔似念经”、“影偶形象受佛教造像影响”等六个方面予以说明“宋以后,尤其明清以降,影戏与佛教仍有形影相随的密切关系”。[ii]康先生对自己后面六个方面的论述,谦虚的说到:“以上所举极不完备,只不过提供一些线索,聊供今后进一步研究罢了。”如其言,他的胪列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本文即拟在前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对佛教对中国影戏起源形成、生存发展的影响作些探讨

 

 

佛教对中国影戏起源形成、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华北、东北等地的影戏行内,流传着不少影戏是由观音创始的说法,并敬奉其为祖师爷,而且还形成了不少敬奉观音的习俗[iii]。这里,不妨择录20世纪初期,在河北迁安、迁西、卢龙、抚宁一带曾经活跃的“福影”为例,以见一斑。据王大勇《福影调查记》说,福影,也称腹影、大影,产生年代不详。它的产生据传说是观音菩萨为劝世救人,讲经布道,变成一个乞丐来到人间,见一个叫陈奇的穷人很善良,就写了一些劝人为善的语句,让陈奇刻些纸人,照着词儿耍唱,一方面感化世人,一方面让陈奇养家糊口,由此留下了福影。福影多为人们祈福消灾、酬神还愿而演唱,这可能是叫福影的原因。演出的头一天叫“初日子”,第二天叫“正日子”,正日子这天演出时,演员必须头戴道帽,手持拂尘,口诵经卷,以示还愿者对酬神的虔诚。

许钰指出地方风物传说中关于山川、建筑、特产、风俗等的介绍,具有丰富的知识,他说:“人们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关于日常生活、地理、博物、风俗等的常识,甚至某种专门性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有的传说的部分情节则是依据实践经验创作出来的,如古代干将莫邪铸剑的传说,其中就有莫邪‘断发剪爪’投入炉中的情节,……这种把冶炼技术文学化了的说法,科学史家已经指出了它的科学依据,杨宽在《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发展史》中就特别讲到把含有磷质的头发和指甲投炉,实际上起着催化剂的作用。”[iv]很显然,民间流传的这些企图“解释”影戏来源的传说,以及那些敬奉观音的习俗,也有着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们都在一定层面上昭示了影戏的起源、形成与佛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除了这些传说和敬奉观音的习俗可见影戏的形成、发展与佛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外。下面这些在不同地区的存在的影戏习俗也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清朝后期北京的影戏班有可以去寺庙中“挂单”的规矩。“挂单”本是指僧人游方行脚,入僧堂挂其所携之衣被等于堂内之钩,有依住“丛林”之意。甘肃东南影戏开演前的迎神仪式非常隆重,在其请神词中,要反复念诵“阿弥陀佛”。河南南部演出酬神影戏时,开演前主家要请艺人写对联、符表等,其中常见的对联有“有求必应,佛光普照”等。河北乐亭县影戏圈里,称演出用的油灯为“海灯”(供佛灯的专称),艺人间如僧道一般相互称师父。

此外,影戏在寺庙里演出,这在影戏形成之初可能是很常见的事,因影戏的起源、形成原本就和佛教寺院僧侣的“以影说法”有着密切关系。后来,可能随着其世俗性、娱乐性的增强,影戏走向了民间,但它仍是酬神祀祖的手段和工具,而且一直有在寺院中演出的情况,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金大定七年(1167)的婴儿弄影戏壁画当是一个间接的反映,晚明诗人袁宏道在荆州龙堂寺看了影戏,赋诗三首,题为《龙堂招提观影戏,精绝入解,前此未有,汪师中、龙君超皆有作》则是明证。又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日用俗字》中以“撮猴挑影唱淫戏,傀儡伤挤热腾熏”语,批评山东淄川(今淄博)一带的僧人在寺庙中演影戏,亦是一个明证。其实,此俗到现在仍是如此,只不过今日民间许多神庙往往是佛教神、道教神、政教神(儒家神系),以及地方俗神共处一室,而寺院名也多冠以某庙,显得这些地方似乎和佛教关联不大而已,如平江县郊区界山庙,在正殿里供奉主神有三个:中间陈公昭真人,左纯阳祖师,右开山佛祖。另外,两侧的配殿里还供有配享神,其中左殿是南岳行宫,右殿是观音阁。也就是说在这个道教神的庙里,同时也供奉有观音。而此庙便常年有影戏演出,且多数是到这里来还愿或祈求平安的。在信仰自由,及为我有利心理的驱使下,俗民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位或数位神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质言之,此时影戏演出虽不是在佛教寺院中举行,却仍和佛教有着密切联系。

总之,以上传说和习俗,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影戏和佛教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第二、佛经、佛教故事为影戏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蓝本。影戏除了演出仪式具有宗教意义外,它的内容也充满了宗教色彩。中国戏曲中神佛剧非常多,无论是佛教故事、道教故事,还是其他俗神信仰、政统神信仰的故事,都能在戏曲作品中找到一些痕迹,有的演述佛经故事的,如《目莲救母》、《劝善金科》等,有的演述名僧故事的,如《西游记》、《牟尼合》等,有的宣扬因果轮回故事的,如《东窗事犯》、《再世因缘》等,还有的或反抗或嘲弄佛教清规戒律的,如《打哑禅》、《僧尼共犯》等。

影戏舞台上亦有许多佛教故事。以河北承德地区为例,这一带历史上上演过的影戏剧目据王乃和《皮影艺术漫谈》统计有236种,其中有据《西游记》改编的19种,《大香山》一种。《西游记》敷演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的故事,此剧国内各地影戏班都有,而且不少地方还将孙悟空奉为行业的保护神,以之压箱、驱邪;《大香山》(即《香山还愿》)是敷演观世音菩萨修道姻缘的,此剧亦广泛流行于陇东南地区、陕西、山西等地。又陕西境内还盛演《无量成圣本》、《武观音堂》等佛教故事。

至于目连救母的故事则几乎遍布国内各剧种,影戏也不例外。清代后期,在北京,影戏艺人就创作改编有一部长达百万字的《影卷忠孝节义》,据戴云等考证,这部鸿篇巨著是清末民国时期北京东派影戏班荣顺班演出时所用的底本[v]

由于经常演出和佛教有关的故事,所以影戏艺人雕制了不少和佛教有关的神怪影偶。除常见的“地狱图”外,还有佛祖、菩萨、罗汉等影偶,如王光普、张莉编著的《北豳神怪皮影》就收录有甘肃庆阳一带的,大量的与佛教有关的影偶、景片。

第三、佛教教义、信仰观念对影戏的创作、演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教义、信仰观念如轮回思想、报应观念也都体现在不少影戏的剧目里,其中的地狱观念更是如此。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岑家梧在云南昆明看过当地的影戏演出后,在《灯影戏杂记》(《责善》1941年第2卷第10期)一文中记到,演出有“太宗游地府的故事”,表演时,“最先出来的是崔判官,其次是唐太宗”,到了第二幕出台的影子有“牛头马面等鬼卒,又有活无常与吊颈鬼,最后出台的是阎王”,“他们过了一关又一关,看到十殿中种种的刑狱”。清代,在四川也有许多这样的剧目,江玉祥在《清代四川皮影戏中的“十殿”戏》(《四川戏剧》1994年第2期)中介绍说,那时影戏班经常上演《唐王游地府》、《目连救母》、《胡迪骂阎》等剧目,总称为“十殿戏”。

这些观念除了体现在一些剧作里常有将恶人、坏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情节外,在有些地方,影戏艺人还雕制了大型的“地狱图”景片组,以专门演出这类情节的故事。如山西孝义影戏不少剧目中都穿插有“游地狱”的折子戏,如《两世阴》、《大仙山》、《葵花镜》等。据侯丕烈编著《孝义皮影》一书介绍说,山西孝义的“地狱图”有望乡台、枉死城、推磨、轮回转生、石臼里捣、锯解、判官、钩吊、油锅炸、勾魂鬼、夹板子、上刀山、转生皮等。此外,甘肃影戏也有大量这样的景片。

第四、佛教音乐对影戏音乐也有着重要影响。佛教音乐又称“梵呗”,是佛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形制。中国早期佛乐完全承袭梵呗形制,大概从东晋开始,佛乐开始民间化,其中唐代变文、宫廷燕乐对佛乐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宋元以后,佛乐完全采用民间曲调取代了“梵”音,并且普遍为寺院采用。佛乐有寺院和民间之分。前者又称法堂乐,用于称颂佛号,赞扬佛、菩萨功德法力或用于祭灵、超度亡魂,常在佛诞日、成道日、诸菩萨诞日及早晚课颂,放焰口、盂兰盆会等场合使用;后者流传于民间带有浓厚佛经哲理,词意通俗易懂(亦有部分文人的创作)。寺院佛乐分赞、偈、咒、诵四类。“赞”又称赞品,有称赞、祈祷、歌颂之意。“偈”,梵文唱词,专指《回向偈》之类的唱品。“咒”,即咒文,梵音转读,分有韵咒和无韵咒。无韵咒节奏急迫,木鱼单点伴击;有韵咒缓唱,通常引用磬、铃、铛等乐器伴奏。唱诵是音乐性很强的韵体腔,主要用于早晚拜佛,也用于诸菩萨圣诞祝仪。其伴奏乐器常见的有钟、鼓、磬、木鱼、星、碰铃、铛、铰等打击乐器,又称为法器。有时也用箫、笛或弹拨类乐器随腔伴奏。[vi]

佛教音乐对戏曲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也波及到了影戏。上世纪三十年代佟晶心在《中国影戏考》一文中说滦州影戏在明末清初之时“亦无音乐伴奏,只用木鱼;韵似弋腔(俗呼高腔)”,直至“乾隆末年以四弦、二胡加入,尤为可听”。“只用木鱼”一语说明了滦州影音乐和佛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山东济南影戏亦如此,据老艺人李兴堂(男,1932年-)介绍,山东皮影戏唱腔:“过去唱皮影戏时的皮影调就是老和尚劝善念经的一个调,叫‘摩调’,比较舒缓,比较古朴,也比较单调,而他的师傅李福增则发展丰富了济南皮影戏的唱腔。”[vii] 又据彭涓《川北皮影的音乐》的探讨,川北皮影自清代至民国年间,是借用川剧的声腔,但也有少数皮影班社唱的是自己创编的曲调。其新作曲牌,来源有三,即道教、佛教和民间音乐,其中受佛乐影响的曲调有【佛经调】【佛歌】等。

可见,这些地方的影戏音乐是受了佛教音乐影响的。

第五、佛教仪式、庆典活动为影戏提供了大量的演出市场,促进了影戏的繁荣。

中国民众的信仰是多神信仰。中国民间信仰中,民间杂神与不少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享受同等的香火供祭,原始巫神与古圣先贤同样接受叩拜。在民众心目中,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好处的神灵、人杰、鬼怪,他们都会立祠奉祀。因此,在民间的许多祀神活动里,很难说清楚道明白究竟是属于道教科仪,还是佛教仪式,或者是祀祖的活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民间尤其又是中国影戏流布的汉族农耕文化区几乎没有不信奉观音的。

中国民众的信仰特征,也就使得各地影戏的“神事”活动往往会和佛教有着一定的关系。如前面提及的湖南平江县郊区界山庙的主神有三个,其中之一是开山佛祖,另有配享神观音。又该县南江镇青峰村小青峰庙供奉的主神是“二圣灵官”,另有二配享神,陈大仙、观音。它们都是佛、道神仙和民间俗神共享香火的庙宇。据小青峰庙的庙管李平凡介绍,青峰村旧俗,每年正月初二日,该村三联组会把庙里所有的神像都请过去,为神唱三个晚上的影子戏。

佛教的仪式活动简称佛事或法事,有庆典、说法、诵经、供佛、祈祷、纪念、拜忏、祈福、荐亡等。佛事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修行、纪念、祈福禳灾、普济等四类。以上佛事活动中,影响广泛,与戏曲活动密切的相关的主要有:纪念法事中农历四月八日的浴佛日,观音一生的三个重要日子,普济法事中农历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在这几天,都有重要的佛事活动,演戏乃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种娱神手段。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修四川省《德阳县新志》所载录的各种“赛会”活动中,便有二月十九日“观音会”、四月初八日“浴佛会”、六月六日“晒经会”、七月十五为盂兰会”等都与佛教有关,其中有的活动就都要演戏以敬神。

观音会”每年有三次,即农历二月十九日的生日,六月十九日的成道日,九月十九日的出家日三天。在湖南、四川等影戏流布区,三次观音会都要演影戏。其中,在湘潭一带人们称这几天的演出为“观音戏”,所演的剧目多是观音显圣救人的戏,如《收红孩儿》、《通天河》等。另外,如前面提及的那样,在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地,影戏艺人还形成了一些敬奉观音的习俗。

四月八日是释迦佛祖诞辰,民间有不少活动,其中“浴佛”是最为隆重的。这一天也少不了演剧活动的,所演影戏,一般为佛主显圣讲经的故事,如《收红蛇》、《收金龟》、《小西天》、《遣星下凡》。

台湾地区一直敬奉佛祖、观音,常于其诞日恭请影戏团演出,以示对神佛的敬意。台湾影戏艺人蔡龙溪的演出笔记有一些这样的笔记,如“右昌庙释家佛祖圣诞,右昌十一号码头工员一同,四月初八日,备办生儿”、“高雄县林园乡苦会脚林家村龙彝寿众信徒,六月十六日观音佛祖寿旦〔诞〕千秋”等。另外1980412日,屏东县潮州镇同荣里中山三巷的陈百忍,给蔡龙溪有一封简函,邀请戏班在“农历四月八日”“西方佛祖圣诞千秋日”前去演出,亦是一条很好的证明材料[viii]

频繁的佛教仪式、庆典活动为影戏提供了大量的演出市场,促进了影戏的繁荣。而影戏为迎合观众(信士)之需求,也改编、创作大量的宗教题材的剧目,或赤裸裸地宣扬佛教的教义、学说或戒律,或借其表达现实人间的情感和意愿。

 

 

综上所论,可见佛教对中国影戏的形成、生存、发展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当然,其中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如佛教经典、故事、传说为影戏艺人所改编、创作,影戏演出中崇奉观音等;也有一些是不明显的,是佛教观念长期作用于人们头脑的结果,需要经过仔细分析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和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为我们理解宗教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而且了解了这一点,对探究影戏的民俗文化功能,以及分析今日影戏式微之原因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i]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上杂出版社,1952年版62-63页。

[ii]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456-457页。

[iii]李跃忠《影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35-50页。

[iv]许钰《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8页。

[v]戴云编选《影戏忠孝节义》,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2000年版4页。

[vi]妙音、文雄《中国佛教音乐》,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1-4页。

[vii]倪自放《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齐鲁晚报》2006820日。

[viii]石光生《蔡龙溪皮影戏文物图录研究》,台湾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0年版5024页。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E50864

作者简介:李跃忠(1971-),男,湖南永兴人,汉族,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曲与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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