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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李跃忠的一言堂

 
 
 

日志

 
 

元后期伦理道德剧兴盛原因新论  

2010-05-16 08:39:58|  分类: 贻笑大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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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跃忠

                                           (湖南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411201)

《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 采稿 

摘  要:前人在论及元杂剧后期伦理道德剧创作兴盛的原因时,多从理学的影响来展开。实际上,这一问题如从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等角度来看待,它的出现除理学的影响外,还有以下原因:顺应蒙古统治者倡导伦理纲常以延长统治的时势需要,杂剧前、后期审美趣味的变化,儒家实用功利文艺观的影响,迎神赛社及宗祠祭祀等民俗活动的演剧需要,宋元以来宗教“三教合一”的影响。

关键词:元杂剧;南戏;伦理道德剧

一、元后期伦理道德剧创作概况<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元代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关于元杂剧的发展分期,学者们多根据锺嗣成《录鬼簿》的记载来划分。前期(1234-1307)是元杂剧的兴盛期,作品反映了蒙古灭金至南北统一前后的社会现实,大多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气息,风格豪放粗犷,语言质朴本色,表现了北方文学的特质与精神。后期(1308-1368),元杂剧的活动中心从大都移到了杭州。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科举制的恢复,使得许多文人又都忙于钻营科举。而其地位的改善,使他们创作杂剧不像过去那样愤世嫉俗了,缺乏了前期那种直面现实的精神,或写其雅性,或高唱“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滥调,成了封建礼教的卫士。后期杂剧脱离现实,思想平庸;艺术上也失去了前期作品的质朴本色。这些都表明了杂剧已呈衰微之势。

在元代后期戏剧领域创作总体衰微之时,伦理道德剧的创作却呈繁盛之势。元前期杂剧也有一些伦理剧,但所占比例十分少,在大德以前的345个剧本中,从剧目标题来看,仅有14个属于这一类。[1]但到后期,这类剧作明显增多,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李修生指出在元代晚期杂剧创作出现了三种倾向,其一便是“杂剧作家中有意识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2]黄天骥将元代戏曲活动分为北方戏剧圈和南方戏剧圈,他指出:“在南方戏剧圈中除了演出从北方传入的杂剧剧目外,较多剧作注重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3]

笔者粗略统计,在元后期有作者可考的156种杂剧中[①],伦理道德剧有31种。其中存本9种:宫天挺《范张鸡黍》、郑光祖《伊尹扶汤》、《周公摄政》、鲍天佑《史鱼尸谏卫灵公》、杨梓《豫让吞炭》、《霍光鬼谏》、秦简夫《赵礼让肥》、《东堂老》、《剪发待宾》、萧天瑞《杀狗劝夫》。散佚或存残曲的22种:鲍天佑《孝顺女曹娥泣江》、《重糟糠宋弘不谐》、《比干剖腹》、《东莱守杨震辞金》、《贪财汉为富不仁》、汪勉之《孝顺女曹娥泣江》、乔吉《死生交讬妻寄子》、《贤孝妇》、《节妇牌》、睢舜臣《屈原投江》、周文质《苏武还朝》、吴弘道《屈原投江》、屈恭之《孟宗哭竹》、罗本《忠正孝子连环谏》、杨讷《田真泣树》、金仁杰《周公旦抱子摄朝》、《东窗事发》、《长孙皇后鼎镬谏》、赵善庆《负亲沉子》、《褚遂良掷笏谏》、锺嗣成《孝谏郑庄公》、《冯驩焚券》。

无名氏剧作中有30种左右:《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共录17种。存本4种,《刘弘嫁婢》、《张千替杀妻》、《举案齐眉》、《仁义礼智》;散佚或存残曲的13种:《妳乾儿》、《杀狗劝夫》、《后姚婆》、《孝顺子磨刀劝妇》、《目连救母》、《蔡顺分椹》、《死生交讬妻寄子》、《霍光鬼谏》、《赵宗让肥》、《豫让吞炭》、《继母大贤》、《贤孝牌》、《田真泣树》、《三贤妇》等。另有未被这两种书著录,但有剧本流传的4种:《小张屠焚儿救母》、《孟母三移》、《蔡顺奉母》、《九世同居》;或被明清其它文献著录有十余种:《老莱子》、《郭巨埋儿》、《孝义感庆会迎慈堂》、《明旌表颜母训子》、《陈子容仁义交朋》、《陈孝妇贞节守荆钗》、《陈翠娥贞节赏元宵》、《施仁义岑母大贤》、《金振远仗义疏财》、《汉李陵撞石全忠孝》、《汉忠臣叠士望嗣台》、《尽忠孝路冲教子》(其中有部分年代难以明确,可能是明代作品)。

南戏是南宋光宗(1190-1195)前后形成于浙江温州一带的一种戏曲形式,入元以后,在杂剧这朵艺术奇芭的映衬下,显得黯淡无光,几于要销声匿迹,但在元代后期,它又忽然兴盛起来,产生了《琵琶记》及“荆、刘、拜、杀”等优秀作品。南戏作品的题材不及北杂剧广泛,主要是爱情故事,另有部分历史剧、公案剧。除这些外,南戏在题材上写的较多的便是描写家庭伦理,宣扬礼教之作,在二百一十多种南戏中,这样的篇目有15种。其中存本2种,徐仲由《杀狗记》、高明《琵琶记》;散佚或存残曲的无名氏作品13种:《王祥卧冰》、《黄孝子》、《老莱子》、《孟母三迁》、《苏武传》、《周羽教子寻亲》、《冯京三元记》、《单衣记》、《黄孝子寻亲记》、《楚昭王》、《刘孝女金钗记》、《孟姜女贞烈戏文》、《苏武牧养记》等,另如《荆钗记》、《张协状元》、《王宗道负心》、《王俊民休书记》、《王魁负桂英》、《三负心陈叔文》、《朱买臣休妻记》、《秋胡戏妻》、《<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崔君瑞江天暮雪》等剧作敷衍已婚男女负心、变心故事,亦涉道德问题,则有24部。

以上合计有八十余种,其数量不能谓不丰,形成了元后期戏曲创作的一股潮流;再加之前期的十几个,它们一起上演在元代后期的舞台上,共同“活跃”了元后期剧坛。它们以思想内容的特殊性,顺应了统治者所倡导的“道德救亡”之意图,故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后来的戏剧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明初朱有燉、中期沈璟、晚期黄周星的曲论、创作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当然,这股创作潮流的形成,也是元后期杂剧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伦理剧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各个方面。①.孝悌。后期伦理剧主要是宣扬二十四孝伯俞孟宗、蔡顺、老莱子、闵子骞、王祥等的故事;另也有一些其它民间传说,如小张屠焚儿救母、孝顺女曹娥泣江、目连救母等。关于兄弟友爱的有《田真泣树》、《赵礼让肥》等。②.忠君忠主。这主要是通过描写历史上的一些忠臣烈士的故事,如伊尹扶汤、周公摄政、比干剖腹、屈原投江、苏武还朝、霍光鬼谏等来进行。当然,也有些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汉李陵撞石全忠孝,与史载相反,纯属民间误传③.“义夫节妇”。元杂剧中有许多宣扬节烈妇女的作品,如《琵琶记》、《贤孝妇》、《节妇牌》、《陈孝妇贞节守荆钗》等。这些剧作,有的正面描写夫妻间相敬如宾、和谐美满的生活,如《举案齐眉》;也有的通过批判已婚男女负心、变心行为,进而以此来规导人们,从而起到教化作用,如《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秋胡戏妻》等。另外,有些剧作虽是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但作者的出发点则是歌颂他们的“节烈”,如《荆钗记》。④.朋友信义。有《陈子容仁义交朋》、《张千替杀妻》、《范张鸡黍》等。另如《东堂老》、《豫让吞炭》等也从某个侧面宣扬了“信”、“义”。⑤.家庭中其它人际关系的。如写后母、继母与前房子关系的有《后姚婆》、《继母大贤》《单衣记》等。⑥.颂扬教子治家有方的古人,进而宣传礼教。这类剧作有《孟母三迁》、《颜母训子》、《剪发待宾》、《九世同居》等。⑦.封建血统论。有《杀狗劝夫》、《楚昭王》等。前者宣扬亲近的还是亲兄弟,他人并不可靠。后者写楚昭王被吴兵追赶时,按血统亲疏,先后让妻、子下船投水,以减轻船的重量,只保留同胞兄弟。

并不否认,这些剧作不同程度的宣传了封建伦理道德,多数作品都或多或少散发出一股道学气,但我们不能就都将其统统贴上封建性、落后性、腐朽性的标签,它们也并非全都一无是处。一方面其中的一些思想如孝敬父母、长辈,为人要有诚信等,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像某些剧中对愚忠、愚孝之类有悖于人道思想的伦理观的宣扬,导致人在伦理面前丧失了自我,成了谨守礼法的木偶,则是应当予以批判,要坚决屏除的。另一方面,这些剧作也有其它方面的认识价值。如《东堂老》一剧既写了朋友之间的信义,也写了经济上的治家之道,即要勤俭持家,并对富贵之家其子嗣如何守成做了一定的思考,而且也强调辛苦经商为生财之道,从而使该剧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另外我们还应客观、合理地分析剧中人物所表现出的忠孝节义等行为。我们除了从伦理的传承、影响等角度考虑外,还得认为有些情节其实也是人类亲情之表现。如赵五娘的孝,就不止是一种道德,更不止是封建阶级的道德,也不是在奉行“人道主义”,而是一种亲情的体现,是应值得肯定和歌颂的。所以,对伦理道德剧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并非全无裨益。 

二、兴盛原因探悉 

在元后期伦理道德剧的创作之所以如此繁荣,其原因诚如多数学者所言,主要是由于在元后期理学官方地位确立的影响。事实上,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产生,除此外,还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一、时势的需要,是为了顺应统治者所倡导的“道德救亡”意图。

伦理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范畴之一,它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言谈举止有着重要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中国古代的伦理规范主要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体系上,包括仁义礼智、忠信廉耻、孝悌等范畴。自汉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确立了它在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的重要法宝,尤其当国事衰微之时,他们更是大力倡导儒家忠孝等思想,企图以此苟延残喘。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他们初入中原时,对汉民族的许多传统较为生疏,接受缓慢。对汉文化的接受和宣扬更多地注意到制作礼乐和定朝仪一类与帝王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而对一般的伦理观念并未提到日程上来,故礼教的影响有弱化之趋势,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男女,违礼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孔齐曾记载了江浙一带的“糜风”:“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但随着统治时间的增加,元蒙统治者日渐意识到了思想控制的重要性。他们一面以法令的形式严惩忤逆者,《元史·刑法志》规定:“诸子孙弑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诸欧伤祖父母、父母者,也要处死。”另一方面也采用褒扬的方式,正面大力旌表贤妇、节妇、烈女,如至顺年间(1330-1333)共旌表了26名贤妇(《元史·列女传》),孝友则更多。

在这样的社会气候下,具有忧时忧势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挥毫写下一些颂扬孝子节妇之类的诗歌,而杨梓、宫天挺、秦简夫等剧作家也适应时事的需要创作了一批或宣扬孝悌之德,或赞美至亲真情,或歌颂朋友信义,或宣扬君主思想的伦理道德剧,企图以此为朝廷广教化,改变日下的世风。

二、儒家实用功利文艺观影响的结果。

儒家思想对元后期伦理剧涌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王宁曾从观念和题材两方面分析了儒家文化对元代贤孝剧大量产生的影响[4]〕,当然,这一分析也是符合整个元代伦理剧大量产生这一现象的。但儒家文化除了从伦理观念和题材两方面影响伦理剧的创作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的文艺观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了一种实用功利的文艺观,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孔子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虫木之名。”(《论语·阳货》)他把实用功利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汉代,进一步阐发了文艺的功能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突出了它的伦理风化作用。

实用功利的文艺观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的密切联系,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正是这个意思。从这种观念出发,中国知识分子在“文”与“道”的关系中,提出了“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主张。元代文人也如此,如卢挚论诗,以为做诗,若“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乎比兴,诗亦徒做。”(《卢疏斋集辑存·文章宗旨》)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浸染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环境中,都形成了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所以在世风日下的元代后期,文人们(尤其又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一部部鼓吹伦理,宣扬封建道德的剧作(也有诗文),以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大元政府,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元杂剧审美倾向由俗而雅的变化。

封建正统文人向来视诗文为雅文学,对其厚爱有加,对俗文学则不太重视,视之为“雕虫小技”。但在元代,由于社会的剧变及元蒙废科举的政策,使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如庾吉甫、高文秀等,加入了杂剧创作的行列。他们的介入,使杂剧在创作、表演等方面迅速成熟起来。元代文人较之当时其他阶层还是受到了一些优待,但比起以前各朝,尤其又是优厚文士的宋王朝,其地位那是低下多了。科举制的取消,将许多出生寒门的文人的晋身之门堵住了,一些有才之士由此被埋没,他们中的不少人便以文学创作来浇心中块垒。其中一些剧作家还与杂剧表演者结为知己,如关汉卿与珠帘秀。他们的生活经历使其更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从而产生了文人与普通民众能在同一平面对话的可能。这当是前期大量优秀剧本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这么一个规律,几乎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源自民间,一段时间后引起文人的兴趣,经过他们的手笔之后登上封建文学的大雅之堂,但随之渐渐衰落,最后退出文学舞台。杂剧的发展也没有逃脱这一命运。文人的参与给杂剧提供了进入庙堂的契机,但同时也使它们逐渐成了少数人的审美对象。尤其是到了元代末期,一些曲论家开始用品评诗文的标准来评点杂剧作品,通过对戏曲教化功能的强调及传统美学观念的渗透,促成戏曲向正统文化的贴近,如杨维桢、夏伯和、钟嗣成等。杨维桢从古代优戏着眼,大力倡导戏曲的教化作用,指出“台官不如伶官”(杨维祯《优戏录序》),指出戏曲具有“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善恶成败之劝惩”(杨维祯《沈氏今乐府序》)[5]的作用,夏伯和在《青楼集志》中也说到:“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

杂剧由俗到雅的变化,导致了它失去了原初时的美感和生动质朴的个性,特别是当朝廷对戏曲教化功能进行倡导时,大批宣扬伦理杂剧的涌现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四、与迎神赛社,及入宋以来宗族思想得到强化,宗祠演剧活动频繁等民俗活动密切相关。

赛社活动由来已久,在“农事既毕,致酒以报田神也。”(宋高承《事物纪原》“赛社”条)赛社主要由里社组织,里社既是封建行政的基层机构,也是封建社会基层的道德讲授堂及道德实施的场所。在元代,里社“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桑。立牌橛于出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诚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二”)赛社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礼”,即儒家所倡导的“乡饮酒礼”;一是“乐”,“乐”除了部分传统的庙堂雅乐外,大部分当是那些名为娱神,实则娱人的“俗乐”。在这样的演出场合中,宣讲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烈的剧目是不可缺少的。浙江《诸暨县志》载:“社日,大家宗祠,必祭祖。祭毕则宴。序齿列座,虽显贵,不先杖者。祠庙社戏,多演《琵琶记》。陆游诗有‘沿村听唱蔡中郎’,盖宋时已然。”而戏文《琵琶记》,就是元末明初高明作的宣扬“施仁施义”、“有贞有烈”“全忠全孝”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6]的剧作。

元代后期,文人及下层艺人创作、改编、演出这些裨益于贤孝、忠义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为了满足这一部分的“市场”需要。赛社及宗祠祭祀活动的频繁,繁荣了戏曲活动,从而也促使了这类剧作的大量产生。

其实这一习俗一直在舞台上得以传承。山西晋南明代万历时期,在“调家龟”的赛社活动中,就要演出《芦林相会》、《神杀忤逆子》、《目连救母》、《断机教子》等伦理剧目[7]。而日本汉学家田仲一成指出明清以来,在江南地区的宗祠演剧场合中,所选剧目大体上有两个系统:一是宗族内部在通常的婚冠丧祭等场合所选的戏曲,被期待发挥相当于《诗经》风雅颂的“风俗教化”的作用,以节妇、孝子故事等为主;一是在接待外宾时,则选“风月”类戏曲。[8]

五、与入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发展趋势有一定关系。

入宋以来,佛、道的势力互有消长,但二者的教义都明显地有与儒家思想合流的趋势。如太一教,“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师弟子之间,传度授受,实有父子之义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十一《太一三代度师先考王君墓表》)在元代,相对而言,道教势力长于佛、儒二家,尤其是全真教影响更大。道教对中国人的道德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影响:“道教给人们设立的行为规范,实质上就是封建社会所宣扬的各种到底伦理规范。道教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合乎道德,亦即在善与恶之间要选择善。善的内容表现在君臣关系上就是忠,在父子关系上就是孝,在其他社会关系上是仁爱、慈悲、信义。这些内容大多是从儒家的伦理学说体系中搬来的……道教的这套学说,比起儒家纯粹地教导人们自觉地遵守各种规范的做法来,更能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欲望加以克制。所以,它对中国人的行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9]

元代由于特殊的文化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失去了进身之机,使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崇奉宗教,以求解脱,其宗教意识大为增强。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剧作家除创作一些“神仙道化”剧,但同时受诸如“太一教”、全真教那样的教义的影响,也创作一些宣扬忠孝节义的伦理剧来。

 三、小 结 

综上所述,元代后期,由于科举制度的恢复,程朱理学官方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元杂剧审美趣味由雅而俗的变化,再加之宗祠演剧的频繁及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发展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了一部部关乎伦理教化的作品,形成了元代后期戏曲创作的一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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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时以嗣成《录鬼簿》“前辈”、“方今”为界,凡“前辈”均为前期作家,此后则为后期作家;剧目、剧情参见庄一拂编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另有的剧情无考时,便依题目名称推断。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838.

[2]〕李修生.元杂剧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108123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35.

[4]〕王宁.儒家文化与元人贤孝剧的兴起[J].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10.52-55.

[5]〕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Z〕.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20-21.

[6]〕羊春秋点校.五大南戏〔Z.长沙:岳麓书社,1998425.

[7]〕寒声、栗守田等.《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注释〔C.中华戏曲(第3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52-104.

[8]〕〔日〕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像[M],王文勋等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65-228.

[9]〕卿希泰主编.道教文化新典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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